存在的不一定合理，因为它可能灭亡。但若一样事物能够延续千年而不灭，则一定有其合理之处。例如，中国文化。
中国文明，我们认为有五千年的历史；而能成为一种文化而流传下来的历史，即使从周朝、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算起，也有二千多年了。在这两千年里，中国经历了几个巅峰的时期，也有底谷，但仍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和民族顽强的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现时的中国。若仔细的观察中国的历史进程，会发现每隔700年左右就会迎来一个极其强盛的顶峰，周，汉，唐，明等，而接下来的的这个时期，就是21世纪。
这个世界已经是西方人的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从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开始，经过17世纪的工业革命，18世纪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乃至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再到20世纪的科学技术的跨越式进步，西方人一直都是在领跑，甚至一度征服了其他文明。与之对应的，是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的衰落。在这样宏伟的成果面前，中国文化似乎在来势汹涌的西方文化面前失去了底气。
然而，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并不是某些自大的中国人，而是西方人自己。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89－1975）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因为在政治方面，两千多年来，除了极为短暂的时期外，中国政府一直维持整体的统一局面。事实上自公元前221年迄今，中国始终是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他认为尽管西方在全球化具有重大而明显的成就，但是中国仍然将在政治上统一世界，并且带来共同的和平。
任何论断在得到验证之前都值得去怀疑，就如同诺查丹玛斯的毁灭预言，尽管有许多人坚信不疑，却仍没实现。但历史学家不同于神秘者，他们的预言是要有科学性的根据的，而这个根据，就在于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往往是不全面的，歪曲的，按照他们自己的臆想去鼓吹的。最为明显的一个事例，就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任何一个了解一点中国历史的人都能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历史，是后发制人的历史，是被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中国人的战争概念，是以战止战，目的在于带来和平。中国人所认定的政治成就，也就是和平共处。而这不是以侵略和扩张作为本性的西方人所能理解的，他们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来对中国人进行换位思考，当然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我们从管理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中的管理，是以包容作为态度和手段，和谐作为最终的目的。与西方管理科学相比，它缺乏一个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表述的体系，但它所有的，恰恰是对方所缺少或者说可以所忽略的。
从西方管理科学发展的历史上看，首先建立的是古典管理理论。无论是泰罗、法约尔还是韦伯，他们将管理由经验主导发展为科学制度主导，而他们的最大问题是忽略了对人本身的研究，而“经济人”并不能代表现实的人。
此后的行为科学理论则注重了人在管理中的作用，指出人不仅是经济人，而且还是社会人。但它的理论仅仅局限在了对人与组织的管理上。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管理理论发展到现代阶段，衍生出了许多学派。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d Koontz）在1961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管理理论丛林》的文章，而在1980年又写了一篇题为《再论管理理论丛林》的论文，指出：“管理理论丛林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已显得更加茂密而难于通过了。”
尽管看上去西方管理科学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而繁杂的体系，但我们能看到，它们在某一点上却有着高度的一致性，那既是它们的出发点，也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追求最大化的利润，而这实际上也是西方人之所以能发展到现今高度的最大动因。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西方人唯一欠缺的，是和谐两个字。一个不以和谐作为最终目的的社会，乃至物种，高度的发展带来的是巨大的破坏，就像失去了狼群制约的羊群，将最终吃光整片草原。如果不加制约的将科技的进步应用在任何一个方面，科技的每进一步都将人类向毁灭推进了一步。
我们都知道，中国人发明了火药，但更多的将其用在玩乐而非战争上，这是一种愚蠢的表现吗？而西方人刚刚发现了核能，马上就将其应用在了毁灭人类自身身上，这就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区别。也许西方式的文化能够导致胜利，但只有中国式的文化能够让人类存续。
西方人说：征服自然，征服一切。
中国人说：厚德载物，天人合一。
所以，中国人不用妄自菲薄，以和谐为主题的中国文化极有可能成为下个阶段科学发展，以及管理方式变革的中心，从这一点出发，才能相信中国将会成为21世纪最重要的因素，而关键在于，我们不要自己丢掉了自己的文化。
以中国的文化为核心，以西方的管理制度为框架，才是未来理想的管理方法。这里有两句话值得我们思考：
——“20年前，如果拒绝接受西方优秀的管理和体制，那我是无知；20年后，如果我还只一味接受西方的东西而不顾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我是无能……”
——“西方社会赢在制度，而东方社会赢在文化。双方都有局限。但是，如果把双方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这种力量的强大才是最可怕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