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德法两国抗疫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

摘要: 自疫情爆发以来, 作为欧洲第一梯队的 “法德夫妇” 的抗疫表现大相径庭。本文通
过对于两国目前疫情数据和所实施的疫情政策进行梳理, 得出德国的抗疫表现优于法国。 同
时, 运用对比分析和描述分析的方法,以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将“福利国家” 和“资本
有机构成” 等理论与德法两国国情进行结合, 分析得出在政治层面影响两国抗疫表现的是国
家的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而在经济层面,影响两国抗疫表现的是医疗资源、工业化程度和
国家的福利政策。 最后,本文得出国家想要打好这场“疫情之战”, 可以借鉴德国的经验,
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结合,用实体经济和政府的竞争力共克新冠病毒之敌。
关键词: 政治经济; 德国; 法国; 新冠疫情

目录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德法两国抗疫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2
1 现状分析……………………………………………………………………………………………………………………….4
1.1 德法两国疫情发展现状………………………………………………………………………………………..4
1.1.1 德国疫情发展现状……………………………………………………………………………………..4
1.1.2 法国疫情发展现状……………………………………………………………………………………..4
1.1.3 德法两国疫情发展现状对比……………………………………………………………………….5
1.2 德法两国抗疫政策……………………………………………………………………………………………….7
1.2.1 德国抗疫政策变化时间线…………………………………………………………………………..7
1.2.2 法国抗疫政策变化时间线…………………………………………………………………………..7
1.2.3 德法两国抗疫政策对比………………………………………………………………………………8
2 德法两国疫情差异影响因素分析……………………………………………………………………………………9
2.1 政治层面……………………………………………………………………………………………………………..9
2.1.1 决策效率……………………………………………………………………………………………………9
2.1.2 执行能力……………………………………………………………………………………………………9
2.2 经济层面……………………………………………………………………………………………………………10
2.2.1 医疗资源………………………………………………………………………………………………….10
2.2.2 工业化程度………………………………………………………………………………………………14
2.2.3 福利制度………………………………………………………………………………………………….15
3 总结 ……………………………………………………………………………………………………………………………17
4 参考文献……………………………………………………………………………………………………………………..17

1 现状分析
1.1 德法两国疫情发展现状
1.1.1 德国疫情发展现状
截止至 6 月 14 日下午四时止, 德国累计确诊 187489 例, 单日新增首次为零,累计治愈
172200 例,累计死亡 8867 例。 病死率在 4.7%左右, 较 4 月 15 日的 2.7%病死率有明显提
高, 治愈率为 91.83%左右,变化不大。 通过下图可知,经历了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的确诊人
数爆炸式的增长后,德国疫情的累计确诊人数增势放缓,疫情形势向好。

图一: 德国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 Worldometers.com 网站
1.1.2 法国疫情发展现状
截止至 6 月 14 日下午四时止,法国累计确诊 156813 例, 单日新增首次为零,累计治愈
72931 例,累计死亡 29398 例。病死率在 18.7%左右, 较 4 月 16 日 16.4%的病死率有小幅度
增加。 治愈率为 46.51%左右,较 3 月底 11.1%治愈率有显著提升。

图二: 法国疫情累计确诊人数走势图

数据来源: Worldometers.com 网站
1.1.3 德法两国疫情发展现状对比
首先,由上文我们总体可知德法两国的疫情都得到了较为有效的防控,累计确诊人数增
势在放慢,病死率虽因确诊人数增加有所提高,但是治愈率增速更加明显。 然而,即使大体
上的疫情态势相同,但是德法两国之间疫情发展的现状还是有较大的差异,法国总体疫情形
势较德国更为严峻。 由图三和图四可知,德法两国疫情的累计死亡人数走势大体相近,都是
先快后慢。但是,法国的累计死亡人数是德国的三倍,在 6 月 14 日达到了 29398 例。 同时,
法国的病死率是德国的三倍多,治愈率只有对方的一半。 由图五和图六的对比我们可见,德
国在四月初就实现了新增治愈人数大于新增确诊人数,且在随后的两个多月保持新增治愈人
数大于新增确诊人数的良好局面。反观法国,在五月初才出现了明显的新增治愈人数大于新
增确诊人数的局面,但随后的时间中,这个局面并没有持续保持,在六月初再一次出现了新
增确诊人数大于新增治愈人数的情况。

图三: 德国疫情累计死亡人数走势图

图四: 法国疫情累计死亡人数走势图

图五:德国新增确诊与新增治愈人数对比图

图六:法国新增确诊与新增治愈人数对比图
数据来源: Worldometers.com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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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德法两国抗疫政策
1.2.1 德国抗疫政策变化时间线

图七:德国抗疫政策变化
1.2.2 法国抗疫政策变化时间线

图八: 法国抗疫政策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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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德法两国抗疫政策对比
据上文的数据显示,虽然法国的 6000 万人口少于德国的 8000 万,但法国较德国的疫情
状况更加严峻,根据图七与图八中梳理后的政策,我们可知德法两国后期的抗疫政策大体上
是相似的,都是封锁城市,禁止社交活动,德法两国也在五月份疫情得到了一定的缓解后开
始逐步解禁。 但是在前期的防疫举措上,法国大大落后于德国,德国 2 月 28 日已经对疫情
爆发区实施了隔离政策,但是法国同时期,购买口罩仍然需要医生的处方, 只禁止超过 5000
人的集聚活动。 此外,德国卫生部在 3 月份向本地呼吸机生产商 Dräger 紧急订购了一万台
呼吸机,相当于该厂家全年产量的若干倍, 这一措施使德国原本就充足的医疗资源得到进一
步加强。 在大规模检测和充足的医疗资源的保证下,即便德国“封城”晚于法国 5 天,期间居
民外出也不像法国一样需要通行证,德国还是更好地控制了疫情。 而法国直到 3 月 12 日才
有实质性的防疫政策的出现,全法国的所有学校才开始停课。
而在政府防疫意识方面, 当 1 月份新冠疫情在中国大规模爆发时, 德国在 1 月底就有意
识的在法兰克福机场检测来自武汉的入境游客, 且德国在 1 月 6 日就成立了一个永久性的
监测委员会,这样德国就比一些邻国早二、三个星期发现最初的几个病例,赢得了时间。 而
德国政府随后开展的大规模检测, 更是能够第一时间隔离患者,医治重症,发现无症状者。
但是, 法国政府在 1 月份仍在以局外人的姿态关注疫情下中国经济衰退对法国产生的影响。
且法国时任卫生部长比赞,仍然声称戴口罩没有用处,病毒在人群中传播的可能性很小。 2
月 16 日,在确诊了 11 人,死亡 1 人的疫情状况下,该部长离职参加巴黎市长的选举。 这无
一不反应出的是法国政府的“轻敌”思想。 法国新冠科学委员会主席 Jean-FrançoisDelfraissy
教授承认早期低估了新冠病毒对法国社会的影响。 在 3 月 21 日,法国 600 名医生上诉总理
和前卫生部长撒谎。 自 2 月疫情开始以来, 60%的德国人对德国首相有信心,而仅有 34%的
法国人对法国总统有信心,本就深陷“黄马甲”运动中的法国,再次因政府前期的不作为,
拥有对于疫情比重更大的负面情绪。 总而言之,德法两国的政策后期大体相同,前期的防控
意识和举措,德国要优于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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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德法两国疫情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2.1 政治层面
2.1.1 决策效率
新冠疫情的出现虽有迹可循,但是它的爆发却是快速和致命的。这时就需要考验一个国
家的决策效率。 法国政府从疫情初期就缺乏一个战略性的视角,无法协调各方面的资源,被
大众舆论牵着鼻子走。而德国政府更有决断力,迅速地制定了应对危机的战略,并以地方政
府为主导实施适合当地情况的抗疫措施。 法国决策效率的低下具体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由
前文可知的在疫情初期的“轻敌”思想。 法国还在担忧中国疫情对其产生影响时,他们自身的
口罩等医疗物资的储备已经严重不足。 在整个 2 月份法国都没有有效决策对国内疫情进行
防控,而德国已经开始检测,并逐步将检测铺开。 二是政策的矛盾性。对于是否佩戴口罩,
是否维持第一轮市政选举,是否要求从意大利等疫区回来的人员隔离等问题,法国政府的做
法可谓朝令夕改、矛盾重重。 这是由于在法国的民主制度下,舆论具有压倒性力量。危机下
法国民众的负面情绪一旦爆发便演变为各执一词的舆论“恶战”。此时,政府则疲于应对舆论、
一再调整政策。 同时,法国在疫情前就已经蔓延的对于法国总统马克龙上调 20%的油价制度
的“黄马甲”抗议活动和反退休制度改革的抗议游行,无不促成法国政府对于疫情防控政策
制定的犹豫小心的态度。 即使在 3 月意大利疫情开始严重起来,法国开始封城政策以来,法
国政府也没有充分的号召力和组织力迅速调配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急缺的医疗物资)和无
形资源(各级地方政府、各个行业的全力支持)。 于是在政府自身意识薄弱和外界舆论导向
的双重作用下,法国缺乏在防疫中的重要的决断能力。
2.1.2 执行能力
在德国联邦制的分权化和法国共和制的集权化(德国是联邦制国家,每个联邦州都有类
似国家的权力,特别是在卫生防疫和文化教育领域拥有高度自治权;法国是中央集权度相对
较高的共和制国家,尽管经历了 1980 年代的分权制改革,但是中央政府对于各级地方政府
还是有自上而下的领导权。) 的政治制度背景下, 德法两国抗疫表现的优劣一部分也源于政
府所拥有的执行能力。 前文我们了解到决策的重要性,但高明的决策也需要执行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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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德国的联邦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联邦政府的命令不能强制施加于各联邦州。
比如,德国联邦卫生部部长 JensSpahn 并没有权力直接下令关闭德国全境的学校并取消大型
活动,而只能提出建议,供各联邦州自行决定。 罗伯特·科赫研究所长 LotharH.Wieler 表示:
只有各地卫生部门知道当地的实际状况,只有它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无论是“封城”
令,还是强制带口罩令,德国都是由各个联邦州自行制定规定并执行,充分发挥了分权差异
化自治的优势。 而法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按理说可以在危机下更有效地统一步调, “集中力量
办大事”。然而,法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低下,执行力不足,中央政府的指令由于缺乏地方适
应性和灵活性,往往得不到贯彻执行。 就口罩问题来说,法国政府的执行力让人大跌眼镜。
由于口罩库存不足,前期准备不足,法国政府终于在 3 月 4 日成立了跨部物资协调工作小
组,然而,这个小组在 3 月 21 日仅采购到 4000 万个口罩,相当于法国一周口罩的用量。 3
月 3 日法国总理宣布征购法国领土上的所有口罩库存和工厂出产的口罩。事实上,这一政策
也未能实施,还出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争抢的闹剧。 就检测问题来说,法国中央政府坚
持仅对住院患者、高危患者和医护人员检测。如果说口罩不足被法国医生称为“没有武器上
战场”的话,那么检测不足则是“蒙着眼睛打敌人”。 而在德国,只要病人有干咳、发烧、呼吸
困难等症状,而且最近曾去过意大利等高风险地区或与受感染者接触过,由医生判断有必要
即可接受检测。 直到 3 月 23 日,位于马赛的地中海拉蒂默大学附属医院才打破了法国政府
规定的测试条件,免费为大众检测新冠病毒。这一做法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支持,马赛成为法
国检测最多的城市,占全国检测量的 20%。可见,如能发挥地方政府的执行力, 防疫工作可
以得到更有效的执行。
2.2 经济层面
2.2.1 医疗资源
作为欧洲第一梯队的德法两国, 在 2017-2019 年德国 GDP 一直稳居欧洲各国的榜首,
法国一直处于欧洲第三的位置。两国整体经济实力在欧洲属于强国。但法国 GDP 较德国
2017-2019 年每年都有一万亿左右的差距,且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差距在逐渐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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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德英法三国 GDP 对比

而在具体的医疗卫生花费方面, 在欧洲各国中,法德两国在医疗卫生上的总花费分别占
各自 GDP 的 11.2%和 11.3%,高于欧洲平均水平 9.8%(来源: Eurostat)。 2019 年,德国人均
医疗卫生费用为 4495 欧元,法国 4118 欧元,前者比后者高出 9%。可见,更为强大的经济
实力是德国高医疗支出的基础。当然,这还不足说明两者在医疗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不少法
国媒体认为德法两国的医疗支出相对接近。从 2017 年的数据来看,法国和德国均不属于支
出最高的第一梯队国家(瑞士、挪威),却也领先于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第三梯队国
家。
图八: 德英法三国 GDP 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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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通过进一步比较两国的住院系统和城市地区医护人员数量, 由图九和图十可以发现,
德国每十万居民的重症监护病房为法国的两倍,每十万居民的护士数量为法国的 1.6 倍。 德
国目前拥有的重症病床位由疫情爆发初期的 2.8 万张增至 4 万张, 配备呼吸机的床位超过
2.5 万张,相当于总重症床位的 90%。每 10 万居民拥有 30 余个呼吸机, 而近日德国的呼吸
机数量也已经增至 3 万台。 即便是人口、经济体量相当的法国,目前配备呼吸机的重症床位
也仅有 5065 张,缺口达到了 2000 余台。 充足的病床位和医护人员保证了德国在整个疫情发
展过程中,都没有出现医院床位饱和的情况。 截至 4 月 5 日,德国尚有 1.5 万张至 2 万张重
症监护病床没有得到使用,已用于新冠重症患者的急救病床大约为两千张。 而法国在大东区
和大巴黎地区一度出现重症监护病房饱和的情况。从 3 月末开始,法国不得不转移这些地区
的病人,其中部分危重病人被转移到德国的医院。 而法国初级护士的收入约为 1300 欧元,
仅比法国最低工资 1219 欧元高一点。低收入和繁重的日常工作使得护士在法国成为一项没
有吸引力的职业,这是法国护士从业人员数量较低的原因之一。
图九: 欧洲各国每十万人拥有重症监护病床数

数据来源: 欧洲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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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德法两国城市地区医护人员数量比较

数据来源: 法国及德国卫生署
由前文我们可知,德国疫情状况较法国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其大规模地对国民进行了检测。
自 2 月 27 日德国发现第一例病例后开始大规模检测以来, 德国每周进行 30 万到 50 万例测
试(平均每日检测接近 10 万例),从绝对数字来看是全球每周测试数最高的国家。 而法国的
最高检测量发生在 3 月 23 日-3 月 29 日,一周共检测 9 万例,差距明显。 而这样检测需要
的是国家医疗资源能力的支撑。 德国检测能力突出,源于其分布广泛且高效的实验室制度,
有执照的实验室都可以进行病毒检测。德国柏林夏里特医院的病毒研究所早在 1 月就开发
出检测试剂,并帮助其他 47 家实验室使其尽快具备检测的能力。德国卫生部声明称,德国
每周最多可采验 20 万人,而且检测物资还在持续扩充。
图十一:每百万居民的 COVID-19 检测率

数据来源: Our World in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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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工业化程度
两国疫情的局面的不同极大程度受工业化程度的影响。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去工业化
战略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选择的道路。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 乔晓楠
(2013)和苏立君(2017) 将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于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
致的利润率下降,以及资本家为回避或阻碍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采取的各种措施带来的结
果。 资本有机构成是指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在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单个资本家如果想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 就必须不断实施技
术改进,尽力压低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 而单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行
为也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这样的行为导致生产单个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得到降低。
由于生产力的增长速度高于人们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这就意味着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的总
劳动时间降低了。物质商品生产所需总劳动时间的下降也就会导致制造业所需的劳动者数量
的下降,表现在现实当中就是制造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比例乃至绝对数量的下降。以此为前提,
许多发达国家在提高利润率的目标指导下,延长生产链或者占据生产链中的有利地位;根据
比较优势理论,将制造业转移至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跳过生产直接进入价值分配的阶段,
金融投机操控虚拟资本获得更多的利润。上述的行为都会导致去工业化的出现。
就如上述理论推导一般,法国是典型的去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 在 2013 年以前, 法国
的去工业化可谓欧元区之首, 而欧债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法国的去工业化, 2010 年,法国
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9.3%,为欧元区最低,远远落后于德国(18.7%)。在
2012 年,法国境内宣布破产倒闭的企业共有 266 家,这一数量较 2011 年多出 42%,而同期
新设立的生产型企业只有 166 家。 倒闭的生产型企业的雇员人数平均约 70 人。 2009 年以
来,法国共有 1087 家企业倒闭,法国成为欧洲地区去工业化最严重的国家。 尽管自 2013 年
以来法国提出了“新工业法国” 计划, 梳理了机器人研发、新式高铁等优先开发项目,但如
此广撒网的战略,导致核心产业发展动能不足,方向不明。 而同时期,德国保留自己国家完
整的工业产业链, 在精细制造业领域保持了世界领先地位, 成为了欧洲工厂,德国的工业代
替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工业, 成为了欧盟最大的赢家。 法国的德国问题专家 ÉdouardHusson 指
出,德国的工业部门为法国的两倍之大。
德国的保留工业的战略让其面对疫情更运筹帷幄,而法国去工业化的战略却让自身苦不
堪言。 得益于强悍的总体工业实力和完善的医疗工业体系, 尤其是其强大的医疗器械产业,
德国的医疗资源非常丰富, 全球主要的呼吸机生产企业位于德国,比如 Drager 和 Lowens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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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德国不惧疫情, 呼吸机充足的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 法国的医疗器械的产量较低,国内
的呼吸机缺口较大。 2018 年全球医疗设备销售总额中,德国占比 9.9%,法国仅占比 4.4%。
对于口罩、防护服等普通医疗用品,在去工业化背景下法国本国的产量很低,主要依靠包括
中国在内的亚洲市场。 当然,法国也不乏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先进制造企业, 但是除了航
空业, 相比德国, 法国各方面好像都要差上一点。 然而在疫情下,这些大型工业集团更多地
选择享受政府提供的“部分失业”条款,停止了生产。即便对于口罩这些基础医疗物资,法国
大型企业也未能在第一时间内实现转产,直至 4 月 11 日,法国的路易威登奢侈品集团才开
始通过自己的法国工厂生产口罩。 这样的情况是政府资源调配能力不足和企业创新性与灵活
性不足的体现。
2.2.3 福利制度
而作为同样拥有高福利的国家, 德法两国为何疫情状况,防疫表现差异显著呢? 由马克
思的《资本论》 我们知道,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
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规定必然包含历史和道德的因
素,这在当代就要包含若干保险等较广的福利因素。 德法两国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开支约占
历年两国政府社会福利预算支出的绝大部分, 各项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涉及的养老、失业、
工伤、疾病等事项,显然都属于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内容,其相应的各项福利支出在实质上
是对劳动力价值的部分支付。所以,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劳动力商品价值应当包括工资
类收入和福利类收入两大类,其中福利类收入只是资产阶级把剥削来的一部分劳动力价值以
社会福利的形式返还给劳动者而已。 工人获得的社会福利收入是由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通
过企业交税、个人交税、国家预算等环节来实现再分配的,而不是来自于资产阶级无偿占有
的利润的施舍。
但是在冷战结束,资本主义不再需要以福利国家制度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 为噱头与
社会主义国家打舆论战后, 这一制度马上成为西方各界诟病和主张削减的对象。 但是, 即使
过了几十年, 福利国家制度仍然是维持垄断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稳定不可获取的因素。 这至少
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 福利支出维持了中下层人民的生活, 形成了消费需求, 维持
了劳动再生产的基本条件, 是劳动力有效供给的重要因素;同时他们形成消费需求拉动了用
内需拉动国家的经济增长, 对经济危机后资本主义国家复苏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 相较
于货币政策而言,财政政策可以让不同阶层的民众更加直观地了解政府的意图。 而如果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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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福利则会对政府应当保有的关注公平、调节收入分配、减少贫富差距的形象具有伤害,
可能会促进国家内的阶级摩擦和阶级对抗事件的出现。 因此, 削减福利不应当成为西方财政
赤字的出路。
但连年的财政赤字和“新自由主义” 思想(放弃凯恩斯主义, 主张减少国家干预) 的影
响, 马克龙上台后为养老金退休制度改革与人民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而在医保制度方面,
转换角度削减医疗支出的经费,却也遭到了法国医护人员的反对。 在疫情爆发以前,法国的
医保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医保制度之一,人人参与每个人都能被报销 70%,配合补充保险
每个人的医疗实际支出很少。 但因政府为了减少财政赤字撤掉 5000 个法国公立医院的急诊
室职位,导致法国医护人员不堪超额工作的重负, 医护能力和病人满意度持续下降, 法国医
院联合表示医院“入不敷出”了, 最终就是 2019 年的上半年巴黎的医护人员全面罢工,表达
自己的不满。而在此节骨眼上, 2020 年新冠疫情的到来了,边关管控措施不足和医疗机构
士气尚未良好恢复, 号称是大政府的法国对于邻国疫情的进入却表示束手无策,纵使医疗系
统如此发达也没有办法阻挡住疫情的发展。 在抗议活动的阴影下, 3 月 16 日,法国总统马
克龙宣布,法国政府准备拿出 3000 亿欧元打赢这场抗疫之战,不让任何一家法国企业倒闭。
力争用财政支出减少失业率,安抚法国人民的情绪。 这说明法国认识到自身对福利制度处理
不当,了解到太过于激进的改革措施伤害的不仅是法国劳动者的神经也是国家自身竞争力和
政府的公信力。
而德国虽同样具有高福利,但是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后的德国对于集权主义已没有了容
忍度, 国民更加认同竞争原则和社会公平原则,主张通过市场而不是国家计划来得到个人自
我价值的实现,收获幸福感。 虽德国也曾在 2003 年对于福利制度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但是
最终德国仍是认识到了福利制度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推动作用, 同时又倚仗国家的体系化发
展和健全经济, 在 2018 年 1 月, 德国联盟党对福利政策做出较大妥协,在与社会民主党达
成的组阁协议中提出,德国新一届政府将加大在家庭、教育、医疗、住房、养老,以及基础
设施和数字化工程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力度。 而此次的疫情,德国同样实施了给自由职业者发
放了高达 11 万元的补助等补助措施,力图进一步保障人民的生活。
虽说对于削减福利不是资本主义财政政策的出路,但是, 高福利导致的国家财政赤字问
题是确实存在的,而此次疫情更是对德法两国的财政实力的沉重考验, 如何能够减少自身的
财政赤字? 是通过再工业化促进经济的良好发展,还是通过国家行政效率的提高和行政浪费
的减少? 如何处理福利制度改革和国民情绪之间的关系? 这些都是德法两国乃至欧洲其他
国家都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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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总结
本文通过对于德法两国的疫情现状对比,得出了德国疫情防控要优于法国的结论。同时,
通过对比分析和描述分析, 以政治经济学中“资本有机构成” 和“福利国家” 等理论为基础,
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分析得出了影响德法两国疫情防控差异的决策效率、执行能力、医疗资源、
工业化程度和福利制度五个因素。 从这五个因素出发, 本文得出了疫情防控能力的高低需要
国家的经济实力作为基础, 而这样的经济实力来源于, 工业实力强盛下的实体经济向好, 产
业链体系完善,这样才能够为国家为防控疫情巨额财政支出提供保障, 才能够拥有生产力为
国家医疗资源的充足提供可能, 才能有充足的财政补贴为稳定民心做出贡献。 同时, 国家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良好协调, 政府的资源调配能力、决策效率和执行能力都是防控疫情的
重要基石,只有这样,疫情防控政策才能在全国快速铺开, 全国人民能够得到有效地检测、
隔离和治疗。 整个国家才能够更好地共克时艰,夺得新冠疫情这场战争的胜利。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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