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嬉皮士朋友
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美国。这是阴雨绵绵的一天，天空中还未消散的乌云，灰暗得像张网一般，笼罩着这个未完全走出二战阴影的国家。街上的路人行色匆匆。我驻足停留在街道之上，竟也被这疲惫倦怠的气氛弄得有气无力。不如暂时找个旅馆住下，这个时代可真是让我喜欢不起来。可是我哪里有再次选择的机会呢？被这个无所不能的生物送到这里来，手上还有重要任务没有完成。不过好在可以听听披头士乐队的音乐，也倒是个省钱买正版专辑，成为炫酷青年的好机会。
这个国家正处于战争与和平的缓期，二战虽已退去一段时间，可是所有人都还心有余悸。战争，就像一个梦魇，指不定哪一天它又重新降临。国家前几年的经济步伐，就像一个患了病的中年人，每走一步，都要喘息。政府之前的“补偿性”政策虽然也使战后的经济衰退有所缓和，但是经济的增长速度却是依旧缓慢。如今肯尼迪总统执政以后，国家开始实行“增长性”财政政策，经济情况实则已经有了极大的复苏。在政治上，喧嚣、躁动、动荡才是此刻真正的美国。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反战运动风起云涌。价值体系，道德标准不断受到冲击。此时的美国是轰轰烈烈的政治批判与政治反抗的战场。与这些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登上60年代美国政治舞台的，是一波采取不同于街头巷战、但同样表达着对美国社会的不满与反抗的运动，这就是嬉皮士运动。
在刚找到的旅馆里，我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说他奇怪，是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他背影时，竟然没有分辨出他到底是男是女。一头金色的长发，身上搭配起来奇奇怪怪的服装，还有他那把不离身的吉他。吉他上也被他画上了奇奇怪怪的图案。我猜测这大概是个艺术家吧，也只有艺术家才有这样阴阳相济的风格。看他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抓住了偶遇的机会。一番打听，我了解到原来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并非什么艺术家。他对我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但是，他房屋里仿佛永远不停播的音乐让我着迷。这是房东和其他租客想要将他赶出去的理由，却也是我愿意为他支付房租的理由。经济对人的影响力总是那么真实。即使转换了空间和时间 ，有了经济上的联系，我收获了我的唯一一个朋友，他很现实。当然，我收获了我的观察标本，原来我也没有因为时空变换而改变自己的现实。通过经济利益的联系，我有幸参观了他的房间，墙上粘贴着甲壳虫乐队压马路的经典海报。床下的盒子里各种甲壳虫乐队的音乐。我从未看到过那么全面的音乐收藏。小小的房间，因为各种流行元素的装饰变得与众不同。他还有他认为最酷的东西—毒品。这种东西似乎在这种叛逆青年这里显得十分正常。一切中规中矩的东西都是他所厌恶的，包括我在内。我很好奇他这看似率性甚至有些颓废的生活是否有真正的意义，也许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我发现，原来这样一个玩世不恭的外表下隐藏的竟然是他对自由和权力的追求。一张参加民权运动的照片是他最引以为豪的收藏。作为民权运动爱好者的嬉皮士，奇怪外表下的另一面，让我有了全新的认识，更激发了我想了解他的想法。这样一个人，虽然靠着群居、毒品、音乐的麻痹过得超然物外。却也因为政治运动回归朴实，带着几分人情味。可是，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确是把人从高空拽到了低谷。幻想中的乌托邦总是败在了赤裸裸的现实面前。作为附近小镇农场主的儿子，他原本拥有相对良好的经济条件。可是，他的选择就是做一名嬉皮士。脱离了亲人，背离了家庭。没有固定收入，也不考虑如何谋生。也许自由和反抗就是他的追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美国目前“增长性”政策广泛实行，不但要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回升，即使在经济回升时期，只要实际产出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产出水平，也要通过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加速增长。商业周期的阶段与健全的经济政策没有什么关系；政策应该是增长取向的而不是周期取向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是否存在。缺口存在，应该使用财政赤字和货币工具促进经济扩张；倘若在刺激过程中没有形成向上的较大通货膨胀压力，那么必须保证刺激足以填补缺口。在这种现状之下，就业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这些天，这个嬉皮士小子周围的朋友竟然有了些许的改变。整天无所事事的青年竟然有了工作。刚开始的他们或者因为偶然的机会得到了工作，也没有太大的热情。可是后来，当他们发现有了工作，有了收入之后，似乎也有了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再交不起房租，不需要整天躲在生活的一个角落，竟然也有另一份快乐。周围人的影响力是巨大的，我的嬉皮士朋友，也许不再需要我。因为他也想要拥有一份工作。活在理想的乌托邦世界里总是没有踏踏实实的现实生活来的舒坦。我坐在房间里，写下了这些文字。而住在隔壁的他，依然放着披头士乐队的音乐声。他一定很开心吧，固定的工作，一定让他的生活多了几分色彩。而我，也为他感到高兴。
走在街道上，天空已经放晴。空气中弥漫着卡布奇诺的香气，迎面走来的女郎面露喜色。也许，她也得到了一份工作，就像我的嬉皮士朋友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