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设定：谢坤奇
讲述故事：楚俏俏、黄钰、陈欣
原因分析：易子杨
第五小组：背景设定
【看法】由于是要有三个主要角色，并且要通过他们相交合的经历来得出一个政治经济学道理，那么这三个角色应该来自三个不同的社会阶层，由此往“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类的方向上挂靠。
在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便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无产阶级的革命派以及普通农民为代表的保守派。故我将故事背景主要向农村这一大环境下靠近。各位在构思的时候可以营造一个巧妙的环境，譬如来自不同背景的青年来农村支教产生的思想碰撞【种种】，我认为还是可以写出点东西的。如果在构思上有什么想法欢迎斧正。
主要时间：民国前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1927】
背景：1911年，伴随辛亥革命的轰轰烈烈开展，统治中国2000年的封建帝制摇摇欲坠。然而。烈士的热血尚未冷却，权力的窥伺者们已迫不及待的磨砺他们的爪牙。这片充满太多不幸的土地，注定还将经历更多的磨难……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然而仅仅几个月后，这个政府就遥迁至北平，在那里，攫取最终胜利果实的大投机者袁世凯大总统正等着成为这一“亚洲首个共和国”的守护者。然而谁又能料到，之后短短几年时间，这个为海内外寄予厚望的袁大总统，对内暗杀宋教仁，铲除异己，大行专制；对外讨好帝国主义，为寻求其支持甚至提出卖国条约……一直到1915年妄图复辟，终于激起众怒，在护国运动中忧惧去世。
袁世凯或许是一个野心家，却至少拥有统制全国的能力与势力。相比之下其继任者格局远不如此。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皖直交斗，滇蜀不靖，军阀混战，官商勾结。偌大的神州，本就不缺苦痛与磨难，现在又注定要多上几笔了。
革命，民主，口号，主义。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却都只是听不懂的舶来品，或者说，是“老爷们的游戏”。在20世纪初期，中国仅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城镇化率。三亿多的农民，大多数封建保守，麻木淡漠的底层劳动者。没有受教育机会，毕生在小农经济的夹缝中。在中国，如果不顾及这样一个庞大的基层群体，任何的施政纲领都是空中楼阁。
很快，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农村问题的关键，而在如何处理农村问题的过程中，长期存在着两种分歧。
一种是以民国政府提出的，以平衡乡绅与农民利益，缓和阶级矛盾为目的的一系列措施。例如：在经济上抑制兼并，采用协商，入股或赎买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保障农民生活；尝试建立农村合作社，寻求依靠原有宗族，乡绅进行经济生产；颁布保甲法等法规以完善基层组织建设，以及教育上全面破除封建思想，推动教育普及化，宣传文明开化…….
张唯仁与陈文岭是同学，陈文岭的舅舅吴明是实业家。
黄钰
角色：张唯仁（崇尚民主的民国大学生）
一九一三年七月五日
今天陈兄介绍我去他舅舅吴明叔开的面粉厂打工，他领着我去到厂里，我像个小孩一样左顾右盼因为这是我第一次进这样的工厂。我听陈兄说，军阀混战的烽火愈燃愈炽，过往徐州的军队大量抢购土面，面粉畅销，徐州又地处黄淮平原，盛产小麦，交通便利，燃料充足，所以吴叔便突然由此想到，如果办个中型面粉厂，一定大有前程｡
吴叔就带着我在工厂里转了转，我看到厂房中央摆着一套磨面机器，机器轰隆隆的响，细小的面粉颗粒在一束束光线下飘动，我仿佛看到了新兴企业在中国的大地上像雨后春笋一般萌芽生长，我决定好好打工，帮吴叔把工厂做好做大，因为这样的实业对国家的发展的确很重要。
发展实业，发展机械化工业，推动生产力水平提高，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措施，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重要举措。
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今天下午收到了陈文岭师兄的回信，虽然陈兄只比我大两岁，但见识确实比我广得多。
记得上个月我到集市上准备去买我期待已久的肉包子，“老板，来俩肉包子！”说着，我递过去两分钱。老板冲我挥挥手，说：“现在的钱不值钱啦，猪肉价钱一天翻一倍，包子也只能涨价到八分钱一个啦。”我无比震惊，看着手上仅有的两分钱，咂咂嘴，饿着肚子回到学校去。当天晚上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到寄给陈兄的信里。
货币发行多于市场流通中所需货币量会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但民国时期的通货膨胀不是典型的周期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原因主要不在于商业资本家的投机行为导致的商品相对过剩，而在于政府不断更换货币，搜刮民众财富；市场机制不完善，政府缺少控制力，各地滥印钞票。
陈兄在信中说到，这样的现象叫通货膨胀，民国政府腐败不堪，为了偿还债务而滥发纸币，也就导致了物价上涨，钱币贬值。他还说到，在城中心经常会遇到“拿着一口袋钱买不到一口袋米”的情况。
在感慨陈兄分析得客观深刻的同时，我又不得不担忧起民国的未来。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今天，我们张家村的大壮辍学回家了，听说他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他爹觉得与其在学校摇头晃脑的读那没用的破书还不如回家放牛耕地好呢，至少种出来的庄稼能填饱肚子，收成好的话还能卖点钱。大壮和我说：“张兄，我是实在没办法继续读书了，你要好好学，我们国家的未来还是要靠要靠你们这些具备新文化和新思想的青年人。”我百感交集说不出话来，只是将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送给了他。
对此我感到无比悲哀！七年前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立即强调在中国实行免费义务教育。1912年，中华民国教育部明确规定:“初小、师范、高等师范免收学费。”“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15%，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25%，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35%，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而如今，民国生产力实在太落后，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怎么还会有心思陶冶情操呢？也难怪这些规定都成了空头支票。在这个连基本生活需求都没办法解决的时期，想让人民都能接收到教育的熏陶简直是天方夜谭啊。
我走到街上，看到一群年纪和我相仿的年轻人正在到处宣传“外争主权，内除国贼”，我决定要加入他们的行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农村家庭缺乏接受教育的经济基础，难以形成具有新思想的上层建筑。社会生产力落后，生产难以满足社会基本需要，故难以形成完善的社会教育体系。
楚俏俏
人物：吴明，实业家，明旺面粉厂
一九一三年七月五日
最近一段时间军阀混战，老百姓们生活更加不得安宁，也不知我那个欲行报国之事的外甥过得如何，生活在这样的特殊时期，每个人前方都有无数条路可走，但未来不知会如何谁也无法料到。
前些日听闻军队经过徐州大量抢购土面，面粉十分畅销，且＂实业救国＂的口号在全国各地都打得很响，政府也鼓励发展实业，跟着政府走总不会错，便心想来徐州开办一家面粉厂，兴许还能赚些钱。
供给决定需求，需求反作用于供给。资本家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生产。
这几日日夜苦干，忙得头晕眼花，昨日一幢三层的制粉小楼终于完工，地皮也已买下，分期付款订购的一套磨面机器今日也到了，算下来一共花费了三万元，我前半辈子的积蓄都投入到这个工厂里了，还从新式银行里借了不少钱，工人们得工作好一段日子才能还完这笔钱呢。
分期付款是货币支付手段职能的内容之一。
借贷资本参与剩余价值的分享，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共同获得平均利润。
第二产业工业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比例高，剩余价值率较低。
一九一五年四月九日
今日招到了三名工人，他们好像是从无锡一个面粉厂出来的，每个月工资只有三四块钱，勉强维持生计，因忍受不了工头的打骂从工厂里跑了出来，来到了徐州，得知我刚开始办工厂便投奔于我。希望我这个工厂不会让他们失望，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
早期市场机制不完善，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剥削与劳动者的利益冲突激烈，劳动者利益不受保护。
外国还在打仗，也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不过我的面粉卖得更好了，还得感谢那些洋鬼子呢，再加上现在百姓们开始自觉抵制小日本的东西，看来我还得考虑一下扩大我的面粉厂的规模。获取更多利益的方式，提高相对或绝对剩余价值，扩大生产规模，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听说湖南的煤矿工人在举行罢工，反对延长工作时间，要求增加工资，唉，我也给那些工人加钱吧，少挣点就少挣点，工厂倒闭了可不行。
资本家与工人的力量差距反映在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
今天外甥介绍了他的一个朋友，名叫张唯仁的小伙子来我工厂里工作，他是个大学生。大学生好啊，有知识有文化，国家的未来就应该交给有文化的青年。我带他参观了一下工厂，并跟他讲述了我的创业史，看到他充满干劲和活力的样子，我仿佛看到了民国光明的未来。
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有知识的大学生劳动力所能创造的价值大于一般工人，劳动力价值也高。
一九一九年六月四日
这一段时间十分不安宁，许多大学生开始罢课，组织上街游行示威，喊着“外争主权，内惩国贼”，“誓死力争，还我青岛”的口号，据说打仗结束后在巴黎开了一个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要求收回青岛主权，但那些洋人却给了小日本，真是臭不要脸！当我们中国人好欺负啊！
我的工人联合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组织罢工，包括张唯仁那个大学生。不知道北洋军阀政府被洋人下了什么迷药，徐世昌那狗腿竟然下令镇压游行运动，还逮捕学生，军警十分之残暴，甚至直接将枪口对准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今天我的一个工人着急忙慌地跑来告诉我，张唯仁和其他一些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竟然被卫队乱枪打死了，我十分悲痛，如此一个有知识，立志改变国家，本应前途无量大有一番作为的青年大学生，就这样没有姓名地死去，这是时代的悲哀，国家的遗憾啊！
我的面粉厂也越来越不好做了，本来正在扩大规模，却早已有几个大厂虎视眈眈想合并我。听人说金融行业利润高，本想转行，却不知从何下手，政府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听说和我一起开厂的好多小厂主都已破产倒闭。呜呼哀哉，哀民生之多艰！
自由竞争导致垄断，产生大企业兼并小企业的现象，不利于小企业发展，不利于市场良性竞争。
平均利润只是理想概念，实际上，行业门槛的高低不同，生产资料难以自由流通，都会导致各行各业的利润率不同。而较高利润的行业为较高阶级掌握。
陈欣
人物 大学生陈文岭 地主儿子
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日
十六日从学校毕业，十七日便与唯仁别过，离校返乡，好不匆匆。途中两日，我自是料想过乡里境况，到底去家日久，近年又正是天翻地覆的时候，必定是大不一样了。然而真正踏出车厢，却觉得眼前诸事，超乎预想。
还在城里时，只觉得新式思想漫天飞舞，回乡才发现，因循守旧者，不知凡几。
像父亲这样的乡绅，经历过科举，受过前朝的所谓“恩惠”，近几年一直对新事物颇多抵触，而今一下子成了“满清遗民”，更是固执不愿变通。
农民们，算是我一直牵挂着的群体了。因着自己的出身，和家里的那些田地，每年收来的田租，我一向是把自己视作欺压者的，在校时常觉羞愧，往往对家境讳莫如深。此番回乡，其实是抱了解放农民的心思，我不欲接过家中的土地，还去心安理得地做个小地主。真站在这片土地上，我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何其稚嫩，我面前最大的阻碍不是父亲，而是农民——几千年来一直被欺压，并且习惯被欺压的底层劳动者们。
在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过渡阶段，要想成功转型必须满足发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的条件：被解放的自由劳动力，农民失去生产资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谋生。
我本想回来一展身手，怎知是束手又束脚。真是前路茫茫，欲行报国之事，偏困一隅之中。
一九一五年十月四日
归乡数年，我本以为无论如何能出些力，即便不能教这片土地焕然一新，至少也能种下一点新的种子。
我创办新学，想以以知识改变乡村，然而多数人却宁愿上旧私塾甚至是不上学。一方面是经济实力所限，许多农民无法承担上学费用，即使学费一降再降，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笔大支出。他们更习惯于把孩子培养为下一代农民，继续世代所经营的事业。另一方面，农民对新教育并不信任，怕我们培养出的学生“能画汽车飞机，而不能写借据田契，能算先令佛朗，而不能计田忙漕”。
这世道，粗识文字的小学毕业生便可自称知识分子，实在是令人心痛。
极少数愿意就读新学的学生，又多是抱着脱离农村的心思来的，我并非否定这种想法，少年人不想安于现状，欲改变生活，这很好。只是我已见过太多毕业生自乡村跑进都会，哪怕在都市谋生艰难，毕业即失业，也不要重返乡村。就连乡村教师，都宁愿去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都会的漩涡正一点点卷走乡村的支柱，剩下的尽是些老弱稚幼。乡村社会，就要被精英遗弃了。
工业最初发展阶段，乡村衰落，农民被解放获得自由，离开土地，却在城市的工厂中，在平等的雇佣关系的名号下，依然辛苦工作，不断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为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奠基。
我的信心即将消磨殆尽了，这个我想要改变的地方，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败、凋敝。或许有一天我也会离开，赶在它被死寂与凄冷占据之前。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五月去信，久未得唯仁回信，向舅舅询问，竟得到了他的死讯。匆匆入城，见到唯仁尸首，一时不知如何面对。
我以为前途无量的友人，就算没有寿终正寝的命数，也不该以这样可笑的方式死去。任何一个有志于改变国家的青年，若是为国捐躯，都不会有半句怨言。但是死在自己政府的枪口之下，又有几个能瞑目呢？假使政府不加改变，长此以往，只能教青年学生寒心。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若含冤而死的学生都能如此，也便够了。
唯仁已为他所坚持的事业付出了生命，我这些年，却还是一事无成，处处碰壁。或许我还不具备同乡村死磕的能力吧，是时候换一条路试试了。
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三日
来法已有数月，转眼间竟至暑期了。我知赴法的学生，家境多不殷实，我不欲特殊化，故只身来此，并未带许多银钱。办理了赴法手续，缴纳船费后，余款购买了两千多法郎。时法郎贬值，一元中国币可购法郎十一元多。此笔费用，大约能支持我在法生活半年。故暑期一至，我便也和其他勤工俭学学生一样，利用此机会觅工。
经过培训和考试后，我被工厂录用。劳动力价值包括满足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者家属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和对劳动者进行教育和培训的价值。经过培训，劳动力价值提高，商品的价值量也随之提高。随即发工卡一张，作上下班打卡及领取薪水之用。工厂管理严格，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进厂，迟到者不得进入，并作旷工论。对产品质量亦严格，常常有质检，不合格者即面临降薪，多次不合格，还有被辞退的危险。工序分的细致，总共有十几道，每位工人只需负责一道，完成后即交给下一人，如此反复，秩序井然。也是因为如此，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干活，生怕慢下来误了下一个人。分工明确能够减少劳动难度，提高劳动率，增加资本周转速度，获得更多利润。
进厂的这些日子，几乎是我人生中最累的时候。然而劳累之余，我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希望和动力，惟愿在此学习知识，磨炼意志，回国后能有所作为。
学习工业知识，是通过提高机械化水平，增强科技实力，提高生产力，个人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进而通过竞争手段提高行业相对剩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