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想要表达的其实并非此种差异性，而是我本人对社会中人群的一种划分。以最简单显著的幼儿园小朋友都可以理解的话来说，就是好人，坏人，和不好不坏的人。当然一般幼儿园的小朋友是理解不了最后一种的。
从社会化生产力的角度来看，以道德来划分好坏毫无意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好人与坏人有个标准化的指称：君子和小人，然后剩下的应该都是不好不坏的人。但类似定义的君子在社会发展中起到的正面作用远远小于我们印象中的，尽管我自忖无法给出实证证据。无论君子是用来特指品德高尚之人还是读书人自己眼中的读书人，都从未把发展生产力作为己任，引经据典、教育、出版、维稳、内斗或什么都不干才是他们的专长和己任，此外还有坚决打压一切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群体，不能使其重要性超过自己。其结果就是两千年内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以平缓的坡度稳步增长，而与此同时起点更低的西方则在指数性的爆发增长。
所以我要给此种划分给出一个新的含义，以促进人类社会发展与否为唯一的衡量标准：存在正面作用的称为促进者，存在负面作用的称为反动者，并无显著和直接作用的称为寄生者。这种衡量标准是动态的和发展的，随阶段的不同随时发生着变化。这种划分也不是根据个人的意愿来进行的，大多数人不过是想要活下去，这种简单的愿望既可能让他们成为促进者，也可能是别的什么。因此，客观衡量的标准应该是做了什么，而非想做什么。
显然，在马克思的眼里，劳动者是最主要的促进者，没有之一。尽管他与恩格斯的出身一个是犹太律师，一个是贵族工厂主，理论上是站在劳动者的对立面。然后他们又一个娶了贵族小姐，另一个则爱上了爱尔兰女工，whatever。但是在各学科都有着长足发展的现代，关于劳动者的定义都几经修改，当领导和老总们全都宣称自己是劳动者的时候，似乎看上去这个世界已经被劳动者所统治了。但有谁相信？所以我宁愿采用一个新的定义。
在我的心目中，整个社会是在无数形形色色的促进者的推动下不断前行的，尽管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一点，因为生存本身的艰难使得大部分人都被牢牢地局限在基本层次的需求上，无暇他顾。按照这一标准，在奴隶社会时期，当然也包括之后社会所存在的局部的奴隶制度里，即便是生存在最底层的奴隶也实实在在的做着他们的工作，推动着社会进步。那么把这些奴隶集中和管理起来进行规模生存的奴隶主也应该是作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正面角色了。但社会毕竟是在不断发展中的，当更有效率的生产关系和方式出现时，旧制度的维护者和既得利益者要么会积极地投入新制度的怀抱，要么就会坚决的反对。这时后者理所当然的又会成为了抵制社会发展的反动者。周而复始。因此衡量与区分这几者的方式应当是截取一个短时期的横截面，而非归纳一个时间序列。
同时，相对于比较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衡量一个群体更为有意义。在教师这个职业群体中被曝出了许许多多的禽兽的存在，因为教师本身的素质和人品问题而毁掉一个懵懂孩子的未来一生的情况也大有存在，但这无法影响到对这个群体为社会所做出贡献的评价。同样的，即使黑帮成员如何受到影视、文学和无知青少年的追捧，也无法改变他们永远是社会毒瘤的事实。一个群体的鱼龙混杂使得许多时候他们的实际贡献含混不清，就像美国的警察和墨西哥的警察，他们所维护的东西截然不同；而资本家在欧美与在非洲所做的事情，也带有截然不同的目的，从而导致了迥然相异的结果。所以我们在看待一个职业的时候，应当直探它的本质：这种职业之所以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它满足了什么需求？它做出的贡献是什么？为谁服务？它为什么能够一直存在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