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0年末发生在突尼斯的自焚事件为导火索，2011年初突尼斯政治剧变为开端,“阿拉伯之春”运动开始大规模爆发，其冲击波迅速蔓延到地区强国埃及，刮起了一场引起地区和世界广泛关注的政治风暴。而原本看似政局稳定的中东大国埃及又是为何突然间风云突起，棋局大变呢？以2010年的埃及为重要分界点，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其国内外潜伏着的动荡与危机。
就国内来看，“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之前，埃及的最高掌权者为已连任四次，统治埃及30年的政坛长老穆巴拉克。1981年萨达特总统遇刺身亡，穆巴拉克继任总统，在其执政期间，他为埃及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他努力发展经济，大刀阔斧地实行经济改革，并把“消费性开放”变为“生产性开放”，埃及一度被认为是“东方的生产力，西方的消费水平”，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时，他努力维护世俗化政治，对恐怖势力和恐怖活动继续予以严厉打击。
然而，穆巴拉克的执政方针却暗含不少弊端，其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分配严重不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埃及并没有解决好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下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受益有限。富裕阶层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但他们拥有的财富却占财富总量的百分之五十五，而埃及全国8000万人口中有近一半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除此之外，政府采取的经济改革措施未使普通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反而使个人平均生活水平下降约百分之一点二。如此一来，过分的两极分化导致埃及经济凋敝、通货膨胀、失业率骤升，社会福利保障严重缺失，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失业者都是青年，这促使青年人成为此次动乱的主力军，并最终导致埃及抗议事件的发生。
而其执政方针中的另外一个方面：关于宗教势力的相关政策也并未做得尽善尽美。埃及动荡之所以成形，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宗教势力的参与。穆巴拉克领导下的埃及政府是一个世俗政权，但埃及又是一个广泛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国家，约有百分之九十的埃及人信仰伊斯兰教。虽然政治上政教分离，但伊斯兰教在埃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却随处可见。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穆斯林兄弟会被视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肇始者，它希望借助世俗政权推行泛伊斯兰化，与政府想借助宗教力量强化其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产生矛盾，前总统萨达特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穆巴拉克上台后虽一改萨达特晚期的镇压政策，试图通过分化、瓦解措施拉拢穆斯林兄弟会，但双方的冲突并未得到妥善解决。穆斯林兄弟会利用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在2011年的埃及政变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除此之外，埃及长期以来实行总统独大制，总统独大，议会弱小，它与埃及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转型进程基本适应，然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在现代化的挑战与冲击下，精英阶层不能对传统文化和制度进行反思，冲突就在所难免。而时任总统穆巴拉克还积极培养其子进入政坛，意图使其成为接班人。这种政治倒退措施势必会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此不满也在为2011年的埃及动荡蓄势。
就国外来看，危机主要分为两部分：地区环境影响和国际环境影响。
从地区环境看，埃及政变明显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自2010年突尼斯点燃阿拉伯世界剧变第一把火以来，本·阿里政权迅速倒塌，而相同或相似文化背景、语言环境及社会状况使得突尼斯动乱迅速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其中最先受到波及的正是中东大国：埃及。
从国际环境看，西方势力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决定了埃及的2010年是一个动荡与危机的潜伏期，它也间接推动了埃及2011年的政局剧变。众所周知，埃及是接受美国军事与经济援助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同美国有着稳定的战略同盟关系，因此美国长期以来对埃及的政治体制并不太关心。在2010年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爆发后，对于埃及趋向动荡的局势，美国的态度趋于谨慎，对待穆巴拉克政权和示威民众的态度表现得摇摆不定，美国一方面不愿意放弃民主大旗，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亲美政权。而在经历“阿拉伯之春”最初引发的“休克”状态后，华盛顿突然转向积极行动，着力推动埃及平稳“换马”，呼吁穆巴拉克和平下台并移交权力，推动埃及政治向民主和平过渡。华盛顿十分清楚，埃及的革命进程并未破坏国家结构，军队依然是国家的核心，美国在埃及的影响力不会减弱。而正是由于美国继续把赌注压在埃及军队上的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无疑是使“阿拉伯之春”中的埃及政治氛围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危机隐患。
正是由于以上所述2010年埃及国内外潜伏的双重动荡与危机，使得埃及2011年的政治剧变成为必然，而这也导致了埃及自2011年政变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持续动荡局面。
注：本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如下：
《当代中东》 作者陈建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揭秘中东的台前与幕后》 作者叶·普里马科夫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博弈大中东》 作者齐云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1年4期 篇目:“从埃及剧变透视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作者李意。
糯米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