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102-关于土耳其共和国政治体系的转变问题

土耳其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Turkey),简称土耳其,位于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在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上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土耳其均实行欧洲模式,是欧盟候选国,北约成员,经合组织创始会员国及二十国集团成员。土耳其工业基础雄厚,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虽然土耳其是一个政教分离的国家,但各方面仍带有宗教色彩,居民中绝大部分信奉伊斯兰教,大多数属逊尼派。土耳其存在较高的安全风险,境内存在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库尔德分裂分子和左翼武装组织给土耳其及周边国家不断带来威胁。
以上是土耳其的基本国情,若是想谈及政治、文化、经济、历史各个方面,我觉得太过泛泛,因为我抽到的年份是2010年,我觉得不如结合国家近况着手其中一个方面来研究。
2017年4月16日,土耳其举行修宪公投。自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土耳其政体始终为议会共和制,议会共和制是指通过议会的形式来组织政府和监督政府,议会共和这样的制度下导致内阁的权力减弱,总统是象征性的国家元首,并无太多实权。总统授权获得议会多数席位的政党领袖为总理,总理作为政府首脑,掌握行政权。
从学术上来说国家领导人的角色可分为两个方面: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前者是指在名义和国际上代表国家的人,后者则是实际主理政府运作的人。在有些国家,二者由一人担任,比如美国;在另一些国家,二者分离,比如英国、德国、印度、日本等等。
以英国为例,国家元首是英女王伊莉沙白二世,政府首脑是首相特蕾莎•梅,英女王只负责主持各类仪式和庆典,不干预政府运作。类似这些不干涉政府运作的国家元首又被称为“虚位元首”。在此情况下,政府首脑是实际上掌握实权的人,这种政体也就是议会制或称内阁制。
但在总统制下,政府首脑同时也是国家元首,负责领导行政机构,与立法和司法机构分开,形成制衡。美国是最早的总统制国家,也是目前最典型的总统制国家。
我认为土耳其发起修宪公投的原因有这几点:
1.这次公投最大的受益人总统埃尔多安,他想强化自己的权力,旨在建立个人“独裁”。埃尔多安这个人一直没有离开过土耳其的权力核心,他在2001年创建正义与发展党,正发党很快成为并持续成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第一大党,作为该党主席的他2003年出任土耳其总理,并于2007年和2011年两次获得连任。由于党规不能继续连任,于是他改为竞选总统,结果在2014年8月又成功当选总统。
2.由于地缘、宗教等因素,土耳其的政治经济正面临众多挑战。比如土耳其政坛特色——军人干政,从1960年至2016年间,土耳其军队发动了5次军事政变,平均每十年一次,最近在2016年7月。这是土耳其国内因素的影响。
3.在外交方面,土耳其与欧洲也是摩擦不断,与欧盟的关系在2016年急转直下。去年7月土耳其发生未遂政变后,土政府拘捕了4万多名嫌疑人,并将另外大约10万人开除公职。欧盟对土方的这些举动大加批评,认为土不尊重基本权利和法治。而土耳其为了此次修宪公投,之前在欧洲多国举行拉票集会也都遭到德国、荷兰、奥地利等的拒绝。欧洲各国的强硬态度令埃尔多安十分愤怒,称“欧洲将为此付出代价”。所以外界猜测土耳其可能不会加入欧盟,而加强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
而土耳其新宪法修正案能够获得通过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正发党本身的执政能力。正发党执政土耳其已算是久经考验了,从2002年至今,正发党在“反世俗案”、“阿拉伯之春”和“未遂政变”等危机中都能够做出强有力的回应。
“反世俗案”是正发党对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有力一击,稳固了伊斯兰主义者在土耳其官僚机构中的地位;“阿拉伯之春”对土耳其政治稳定的影响并不像对其他中东国家那样明显和长远,相反,阿拉伯世界民众纷纷走上街头,要求推翻本国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体,土耳其几乎没有受到影响。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年轻人反而对土耳其政治模式充满向往,埃尔多安也成为一些人心目中最理想的领导人。
2011年土耳其议会选举如期举行,埃尔多安领导的正发党再次获得高支持率,并单独组阁,土耳其国内政治的发展已不仅使其能够成功应对阿拉伯国家的骚乱。“阿拉伯之春”后,土耳其政治模式不仅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褒奖而且也受到了阿拉伯国家的重视,是对土耳其政治模式绩效性的一种肯定。
“未遂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能够快速平息叛乱,对内展开全面和深入的调查,对外加强交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提高世界其他地区对土耳其的了解和认可。
2.葛兰运动带来的影响。葛兰运动本来是土耳其境内最大和最受欢迎的伊斯兰运动,但2002年正发党执政后,通过和正发党之间的相互协作,葛兰组织和葛兰运动开始向土耳其国家官僚机构进行渗透。其目标和手段都远远超出了市民社会的边界,被埃尔多安政府描述为是“平行国家”,因而被定义为“恐怖组织和邪教”。
因为葛兰运动的渗透不仅在军队、司法和警察的官僚机构等,而且在教育、媒体、商业、金融等领域的渗透更加根深蒂固,再加上葛兰运动集团组织严密,成员身份具有隐蔽性等特征,正发党政府开始对全国上下和各行各业中的“葛兰分子”进行所谓的“大清洗”。在这种敏感时期,公民的选票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立场的象征,他们不得不考虑自己投票的后果。
3.正发党政府的伊斯兰主义倾向。土耳其政治发展曾经经历了激进的世俗化改革,世俗主义一度成为了土耳其国家的“政治正确”,但土耳其市民社会的性质一直是伊斯兰主义的,土耳其人的认同也先是伊斯兰(宗教),再是土耳其(民族)。
所以,尽管正发党的伊斯兰主义政策引起了西方国家和世俗主义者的警惕,但在土耳其市民社会中确实非常受欢迎。某种程度上说,正因为正发党是一个伊斯兰政党,反而解决了土耳其政治发展中长期存在的,世俗主义国家的发展与伊斯兰主义社会的发展长期脱节的历史问题。
4.境外土耳其人的支持。在这次公投前,土耳其政府准备在欧洲国家的土耳其人中进行造势,为公投赢得支持。但欧洲国家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禁止了土耳其在本国的造势活动,被视为土欧关系恶化的标志。
事实上,欧洲国家的行为反而激起了欧洲土耳其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情绪,认为自己国家的领导人没有得到公平待遇。而且欧洲国家对土耳其的这种“刁难”再次唤起了土耳其民族的“苦难情绪”,使他们更愿意为新宪法投出赞同票。因为他们对土耳其“强大”的诉求要大于对土耳其“民主”的诉求。
5.土耳其在难民问题上的立场。叙利亚内战以来,大量难民涌入土耳其境内,给土耳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都带来了不小的挑战,但土耳其对这些难民采取了较为宽容和积极的态度,为自己树立了人道主义的形象。
欧盟国家在难民问题上反复“刁难”土耳其的做法也使土耳其民众感到失望,转而支持正发党政府“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并将这种支持融入到了对新宪法修正案的投票中。
另外,正发党的统治已经在土耳其政坛中形成了“一党独大”的局面,即使是抱怨埃尔多安政府的独裁或者集权,即便是不喜欢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正发党。但民众最后还是会选择支持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因为除此之外,无人可选,也并没有更合适和强有力的政党。